中国植物志编研历史

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编研与出版

陈心启 (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重点实验室)
植物是国家的重要自然资源,而自然资源乃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。早在19世纪英国就为其殖民地印度编纂出版《印度植物志》;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也编纂出版了《印度支那植物志》。因为植物志既是植物的户口册,又是信息库,是开发、利用植物资源的必备参考书。它详细地记载了植物的科学名称、形态特征、系统位置、地理分布、生态环境、经济用途及物候期等重要的科学信息。
中国是世界上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。花卉草木誉满全世界,曾被外人称为“园林之母”。早在17世纪中期,外国植物采集家就不远千里来到中国考察和采集植物。据统计,在新中国成立前,约有300余位外国人,从中国采集、带走的121万份植物标本,至欧洲、美国、日本等地进行研究,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著和命名了大量的中国植物。1886~1905年间,英国人甚至据此还发表了“中国植物名录”。当然,它与中国实际拥有的植物资源相比,相去甚远。
植物的命名是必须遵循国际命名法规和承认优先权的。因此,要研究中国植物和编写《中国植物志》,就必须首先了解浩如烟海的前人论著,和研究保藏于世界各国标本馆中的中国植物标本,特别是前人命名中国新植物的凭证,亦即模式标本。其次,要对国内各地区,特别是空白地区,进行反复的考察与采集,收集和积累必要的科学资料、信息和标本以供研究,还要充分了解邻近国家或地区的植物,以便进行对比研究。因此,编写植物志是一项难度很大的研究工作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世界上有许多国家,至今仍未完成植物志的编纂工作。
1.80年不间断的考察、采集、研究
  首先提出要编写《中国植物志》并进行开拓性研究的中国人是哈佛大学博士胡先马肃。他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研究中国植物。在1934年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年会上,胡先马肃首先提出“理应编纂《中国植物志》”的倡议。
  与他同时代的植物学家钱崇澍、陈焕镛等人,也积极参与了编纂《中国植物志》这一系统工程的准备工作。钟观光是最早到野外采集标本的中国植物学家。他在全国十几个省区采集了15万多份植物标本。其次是秦仁昌、刘慎谔、王启无、蔡希陶、俞德浚等人。他们相继在全国各地,特别是植物丰富的川、滇地区进行考察与采集,为后人收集和积累了大量的科学信息与资料,包括约80万份珍贵的植物标本。与此同时,一些植物学研究机构成立了,许多老一辈植物学家也开始了专科专属的研究。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胡先马肃、钱崇澍、陈焕镛等为有关图书馆购置的大量珍贵图书、文献,以及秦仁昌到欧洲许多标本馆拍摄的近2万张中国植物标本,包括许多模式标本的照片。这些都为编写《中国植物志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 《中国植物志》所包括的植物范围为维管束植物,也就是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。稻、麦、棉、花卉、林木和药材等,绝大多数都属于维管束植物。而其他部分的植物,如藻类、真菌、地衣、苔藓等则属于《中国孢子植物志》的范畴,目前也正在编写之中。中国的维管束植物有3万多种,分别归属于301个科和4000多个属之中。由于种类繁多,一位专家往往终身只能研究一个科或几个科,或甚至一个科中的某几个属,因此,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编研,需要全国有关专家的积极参与和通力协作。其次,植物志编研工作有很强的知识积累性与继承性,每一个科、属的研究都离不开前人知识、经验和资料的积累。而且,不但要承前,还要启后,也就是说自身还要到野外进行反复考察,补充新信息和增加第一手资料。对于有些植物还需要进行栽培观察,有些问题甚至还需要借助于其他植物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加以解决。因此,编写植物志需要较长的时间。实际上,从准备工作开始到编纂完成、出版的过程,也是不间断地进行考察、采集和研究的过程。甚至在完成、出版以后,还需要不断地进行修正与补充。因此,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编研工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,经历了80年的风风雨雨,并非是夸大其词的。
2.46年的通力协作
  新中国成立后,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编研工作受到了很大重视。1950年8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北京会议上,正式提出了编纂《中国植物志》的任务。1956年,中国科学院在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,《中国植物志》被正式列入项目之中。1959年5月,由钱崇澍、胡先马肃等26位植物学家联名在《科学报》上倡议编写《中国植物志》,10月获批准,成立了《中国植物志》编辑委员会,由中国科学院领导,挂靠于北京的植物研究所。任命钱崇澍、陈焕镛为主编,秦仁昌为秘书。并在当年出版了首卷《中国植物志》(全书第二卷,蕨类,作者:秦仁昌),此后在1961与1963年又分别出版了两卷。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停顿了10年之久。但在1973年以后逐渐恢复工作,相继由林钅容、俞德浚、吴征镒等人担任主编。自1978年以后加快步伐,终于在2004年完成了126卷册的全部出版工作,2005年完成了总索引的编制与出版。
  从《中国植物志》编辑委员会成立和首卷《中国植物志》的出版,到2005年全部完成出版,总共经历了46年。其间参加编研的专家共有312位,绘图人员164位。因此,可以说《中国植物志》是他们通力协作、拼力奋斗46年的成果。在126卷册中,以各卷册第一位卷编辑所从属的单位统计,完成数量最多的前三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(42卷册)、昆明植物研究所(17卷册)和华南植物研究所(17卷册)。其次为江苏植物研究所(6卷册)、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(3卷册)、西北植物研究所(3卷册),以及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四川大学以及其他科研单位与大学等。
  在126卷册中,119卷册(亦即占95%)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、出版的,62卷册(约占50%)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。因此可以说,如果没有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,要完成《中国植物志》也是不可能的。
3.我国生物学领域的重大学术成就
  《中国植物志》共含80卷126分册(1959~2004)和中、拉名称总索引一册(2005),内容包括国产及归化的维管束植物31 142种,分别归属于301个科的3408个属之中。全书计有5000多万字,图版9000余幅。不论在收集的种类、图版和篇幅上均远远超过目前世界上已出版的最大型植物志《苏联植物志》(1934~1956,含25卷)。
  《中国植物志》编研的重要特点是,紧密结合自身的野外调查与考察工作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由中国科学院或以中国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为主体,组织了多次大型的全国性调查考察队,如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(1954~1957)、中苏联合考察队(1953~1957)、中科院甘青综合考察队(1955~1958)、中科院新疆综合考察队(1956~1959)、全国野生经济植物资源普查(1959)、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(1959~1961)、全国中草药资源普查(1970~1980)、青藏综合考察队(1973~1976)、横断山地区综合科学考察队(1981~1983)、重要地区野生生物资源考察与评价(空白与薄弱地区补充调查采集)(1987~2000)等。而地区性的调查考察则范围更广。总计全国采集到的植物标本达1700万份,这在世界采集史上是罕见的。在这个基础上,使得《中国植物志》有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,包含了大量的新信息、新内容,因而有很高的科学价值。
  编写《中国植物志》的另一特点是,一部分科、属曾结合形态、解剖、孢粉、细胞和其他植物分支学科来研究其系统位置或分类问题,发表了大量的相关专著和论文,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多项奖励,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项,二等奖多项,其学术水平得到了公认。因此,《中国植物志》应是我国生物学领域的重大学术成就。它不仅是世界上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种类最多、篇幅最大、图版最多的一部巨著,也是第一手资料十分丰富的高水平专著,其影响力和重要性是世界性的,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周一, 2013-01-14 11:59 -- adm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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